林毅夫教授獲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就「世界局勢的變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表演講

林毅夫教授現為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他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在國際經濟學界享有盛譽，是公認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

林教授出生於中國台灣，最初入讀台灣大學農學院，後棄筆從戎，赴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於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深造。時值中國改革開放，憑著對國家的滿腔熱情，林教授毅然前往北京大學修讀經濟學碩士。隨後，他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修畢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年，他回國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積極參與中國農村改革政策的研究。

1994年，他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制定，包括電信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改革、農村發展等。2008年，林教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與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退任後，他重返北京大學，繼續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

林教授的研究成果豐厚，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300多篇論文，多次獲得學術殊榮。其中，著作《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他於1993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國際糧食與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最佳政策論文獎，1997年獲澳大利亞農業和資源經濟學會約翰．克勞夫爵士獎，2000年獲美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經典引文獎。

近年來，林教授積極關注大灣區發展規劃，包括香港的經濟路向，為香港如何發揮優勢融入大灣區發展出謀劃策。憑藉卓越的學術成就，林教授膺選為世界科學院院士及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並獲得海內外包括香港在內十多所大學先後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林教授於9 月26日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行的典禮中獲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於9月30日舉行一場講座，邀請林教授就「世界局勢的變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表演講，教大校長李子建教授於林教授演講前致歡迎辭。演講後，李校長及本院院長李偉強教授主持答問環節。

本刊得到林教授的同意，把演講及答問環節撮錄如下。為方便讀者閱讀，本刊編輯加上粗體分題。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當前的世界局勢，我會借用黑澤明拍的一套著名電影—「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想在這裡談談甚麼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後又有甚麼原因推動這變局，我們又如何駕馭這變局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是經濟學家，我相信經濟是基礎，經濟決定方方面面的事，我會從世界經濟格局在過去100年來的變化來談甚麼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回顧100年前的歷史，20世紀剛開始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八國聯軍事件。1900年，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等八國攻打北京，這八國國家是當時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是當時的列強(Great Powers)。如果有甚麼事這八國看不順眼，她們就會用武力去解決。這八國的經濟總量，按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佔當時全世界總量的50.4%。換句說話，世界一半的經濟由這八國擁有。

21世紀初有一個名為八大工業國組織（G8）的集團，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和俄羅斯，這八國是21世紀初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經濟總量佔全世界總量的47%，也就是差不多一半。

八國集團的成員國跟八國聯軍的組成差不多一模一樣。由20 世紀初到21世紀初的100年，這八個國家的發展和彼此間的關係主導了世界局勢的變化。

讓我們回顧歷史，德國跟奧匈帝國組成同盟國，因為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關係，與由其他國家組成的協約國發生衝突，兩個集團起初透過談判來解決紛爭，談判失敗後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結束20年後，八國集團中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組成軸心國，與由中英美法蘇等國組成的同盟國，再次因為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因為和平手段處理不了，就打起仗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出現。

回顧20世紀的100年，如果這八國國家能好好處理彼此間的關係，世界基本就是穩定，否則就處於動盪中。

21世紀的首20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八國集團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由2000年的47% 降到2018年的34.7%，僅僅是3分之一。經濟是基礎，經濟總量比例的下滑，反映八國對世界的調控能力的下降。

讓我舉一個例子，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八國集團發現，她們沒法像以前面對類似金融危機般，由八國首腦開會商量出一個應對方案。結果，美國於2008年召集世界20大工業國，亦即G20集團，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來商議對策。

Quote: 由G8到G20，主導世界發展的力量，由八個國家增加至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在內的20個國家和組織。

從2008年開始，全球每年最重要的會議再不是G8集團的會議，而是G20集團的會議。由G8到G20，主導世界發展的力量，由八個國家增加至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在內的20個國家和組織，這可以說是一個百年未有的變局。

八國經濟總量下滑的同時，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由 2000年的6.9%增加至2018年的16.8%。也就是說，八國經濟的下滑，八成是由於中國經濟的增長所引致。

在這變化中，感到最失落的是美國。由1875年起，橫跨整個20世紀，以購買力平價來看，美國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當一戰和二戰發生時，美國中途參戰，並以當時最大經濟體的力量，以她的物質和鋼鐵洪流打敗對手。在整個20世紀，美國就是主導世界發展的力量(The world’s dominant power).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於2014年超越美國。這是美國自1875年起，140年來第一次經濟實力被別國超過。美國發現世界變得不再一樣，再不是自己說了算就可以解決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聯合國195個成員國於2015年12月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巴黎協定》，協定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氣候變遷條約，旨在透過減少二氧化碳 (CO2) 等溫室氣體 (GHG) 的排放來控制全球暖化。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是八國在其發展過程中排放出來的，但因為這些發達國家已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減少碳排放對她們的經濟增長並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但非洲，南亞等發展中國家才剛開始工業化，仍需要耗用很多能源才可以持續發展，限排意味限制她們使用能源，這會制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面對全球變暖這共同危機，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因為立場不同，不能達成應對協議。

2009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商討，同意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的共識下，根據各國的能力去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在這基礎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才能達成其後的《巴黎協定》。

這例子說明主導世界的力量發生的變化。以往的世界秩序，重要事務都是由八國集團，主要是由美國決定，現在則要跟中國商量。

雖然以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已超越美國。但用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Nominal GDP)和人均國民總收入(GDP per capita) 來計算，中國仍然跟美國相差一段距離。人均國民總收入反映一國的生產力水平，產業技術水平，由此可見，我們在整體經濟發展上仍未達到美國的水平。在金融系統的發達程度，話語權，社會科學理論等方面，中國跟美國仍有差距。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會感到失落，於是想用她現時擁有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提出的「重返亞洲」的戰略 (Pivotal to Asia) ，把美國的軍事力量重新調到亞太地區來，用以圍堵中國，很能反映美國這方面的想法。

隨後特朗普上台，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拜登上台後提出與西方民主國家組成價值觀同盟(Alliance of Values)，孤立中國。特朗普再當選美國總統後提出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目標同樣是透過經濟手段，科技手段來圍堵和壓制中國。

美國今天對待中國的政策與當年對待日本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時，日本經濟急促增長，面對日本的追趕，美國於1985年與日本及英法德等國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強迫日圓升值，日圓由1985年的1美元兌260日圓，逐步升至1988年的120日圓，以解決美日兩國間長期出現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又強迫日本跟她分享蕊片製造技術，又把蕊片製造的生產線分散到台灣，韓國、美國。

以市場匯率計算，日本曾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曾一度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70%。但2024年，日本經濟只是美國經濟總量的16%。日本因為美國的壓制，經濟發展停滯了30年。

以名義生產總值計算，美國仍然領先，中國居第二位。但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已超越美國居首位，美國屈居次席。無論以那個數字看，中國肯定在是經濟大國，在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是14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貿易是互利雙贏的，而且小經濟體得到的好處往往更多。中美雙方進行貿易，不但中美兩國，全世界都受惠，中美出現磨擦，不但是中國，而是全世界都受到影響，影響甚至比中國受到的更大。就好比兩頭大象在吵架，腳下的青草都不會安寧。

那麼世界到何時才會出現和平和穩定的局面呢？我想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美國的一半時，美國就會心悅誠服，接受中國的崛起。到時，中美關係能處理好，世界會穩定下來。

我從幾方面解釋我這看法。

現時，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這人口比例在未來數十年不會有大變化。如果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美國的一半，中國的經濟總量就是美國的兩倍。如果到那時開戰，中國能動員的物質比美國多，中國更有底氣。

香港、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山東、褔建、浙江、江蘇、廣東等沿海五省，中國這些先進地區的總人口達4億多，略比美國多。當中國人均生產總值達美國一半時，這些地區和城市加起來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跟美國差不多，其國內生產總值所反映的生產力，產業和科技水平，亦將與美國相若，美國對中國將難以找到卡脖子的技術。

中國是貿易大國，跟全球近200個國家進行貿易。中國的經濟若是美國的兩倍，中國會是世界最大的，並且是不可取代的市場。全世界包括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都要靠中國市場才能夠賺取高利潤，有利潤才能繼續有資金投入來開發新技術，保持企業的發展。到那時，能否進入中國市場，是決定企業存亡的考慮。美國將會接受中國是比自己大的經濟體，美國會為自己的利益跟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世界就會變得穩定。

我從2019年開始研究這問題。當時，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2.6%。要把這比例達美國的50%，中國經濟要比美國經濟發展得更快。

經濟學告訴我們，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只有當技術持續創新，產業不斷升值，生產力水平才會有所提高，經濟才會得以發展。發達國家的生活和生產力水平在全世界中是最高的，代表產業技術亦是最高的，這些國家必須靠自己不斷發明，才可以維持增長。在過去100多年，八國集團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年增長率大概達3%。

作為追趕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除了原始創新，還可以借鏡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經驗，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來突破，這就是追趕型國家擁有的「後來者優勢」，這優勢令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與風險較發達國家低，因而發展速度亦較發達國家快。中國利用這追趕優勢，由1978年開始至2024年，生產總值以每年8.9%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率達8%。

2019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2.6%，相當於德國於1946年，日本於1956年，韓國於1985年跟美國的差距。德國在1962年，日本在1972年，韓國在2001 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保持了16年年均增長8%以上。如果這些經濟表現好的國家能保持16年年均國內生產總值8%以上的增長，代表我們從2019年到2035年也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保持年均8%的增長潛力。

全球正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因素讓中國跟當年的德國、日本、韓國比較，多了一個優勢。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不但與其他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更在三方面比其他國家有優勢。

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需要有好的人才。中國有14億人口，有大量的人才。這些年，中國在高等教育方面大量投入，全國高等院校林立。例如香港教育大學，就有很多學者名列「全球首2%頂尖科學家」名單中，中國全國的教育和人才實力就可見一斑。

第二，以購買力平價計，我們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亦即是說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Integrated market)。中國市場每天都出現不同的想法，投資者把想法變成產品，龐大的市場使新產品和技術更容易達到規模經濟，並且在市場競爭中不斷優化，變成更好的產品。這解釋了為何美國最多人下載的5個手機應用程式，有4個來自中國。

第三，中國有最齊全的工業配套。如果你的概念需要硬件變成產品，中國的產業鏈可以用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把概念變成一件產品。特斯拉在美國10多年，每年只能生產兩萬多三萬部電動車，因而瀕臨破產。特斯拉後來看中中國工業配套的優勢，於2019年在上海設立汔車生產線，第二年就生產了48萬輛電動車，扭轉了這一間本來瀕臨破產企業的命運。

特斯拉現時的市值達10,000億美元，通用、克萊斯勒和福特三家傳統燃油車製造商的市場加上來也只是1,500億美元，只是特斯拉的七分之一。可以說，在中國設廠的決定令特斯拉變成全球市值最高的汔車企業。

中國立國100 周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美國的一半

因為這些優勢，我估計由2019年至2035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8%增長率的潛力。就算計算中美矛盾，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國內的城鄕差距等各項不利因素帶來的挑戰，中國應該能在這段期間維持5%以上的實質增長率；而在2036年至2050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可以有6%的潛力，實質可實現3%至4%的增長率。即是說，在2019年至2049年間的30年，中國可以維持每年平均4.5%的增長率。

為甚麼能維持4.5%的增長率很重要呢? 因為在過60至70年，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8%，估計美國由現在到21世紀中葉有相若的增長速度。若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在30年內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經濟要比美國經濟增長快2.7%，即4.5%。

如果能做到這些增長率，中國在立國100 周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達美國的一半，美國就會承認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力量。中美關係就會理順，世界就會出現穩定局面。

到時，中國就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中國變成全球最大經濟體時，對其他國家也是一件好事。經歷了20世紀，發達國家跟大部份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是拉開了。若果中國能在21世紀中葉追上發達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就是一個鼓舞。讓她們有信心，只要做法正確，每個國家都能完成現代化，工業化的夢想。可以跟發達國家一起在餐桌上，而不是在菜單上。

林教授：我認為文化並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年青時，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台灣，人們都埋怨儒家思想令其經濟發展失敗。我去拜訪韓國，人們說韓國在70年代前很落後，當時的韓國人說是儒家文化令其國家發展不起來。今日人們卻說，儒家文化有助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如果我們用同一個因素來解釋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我覺得這有欠說服力。

一個國家要發展，必須增強經濟競爭力，這就必須好好利用其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當勞動力充足時就發展勞動密集的產業，到市場累積到足夠資本時，就集中發展資本密集的行業。利用這優勢去發展，一個國家就能更有效率地生產商品或服務，國家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

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關鍵要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商品和服務的買賣。完善的基礎設施、高效的金融體制和穩健的法律制度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企業就能更順暢地運營。

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創新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基礎設施、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卻依靠政府的介入。因此，經濟發展既依靠市場力量來推動效率和創新，亦依賴政府的工作去完善基礎設施、建立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只要能兼顧這兩方面，無論採用任何政治體制的國家都可以成功地發揮其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能實現經濟成長，這亦是我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重點。

林教授：目前，全世界有57國家進入人口老鹷化。這些國家分有兩種，其中28國在進入老鹷化時，人均國內生產值已達或超過美國的一半，有另外29個國家則未達到。即一種是富了才老，另一種是未富先老的國家。

我比較這些國家在進入老鹷化前的10年，和進入之後的10年的經濟表現。發現富了才老的國家在進入老鹷化後，人均國內生產值的增長率並沒有出現變化，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則略為下滑。可是，未富先老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變得更快，人均國內生產值則仍有增長。

勞動力分兩部分，一是勞動力的總工作時間，另一部分是勞動力的質量，兩部分加起來就是實質勞動力。我的研究發現，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重要的是實質勞動力(Effective labour force)，而不是勞動人口。

現時，中國整體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是10.4年，退休人士的平均教育水平是6至7年，而新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平均教育水平達14年。即是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的質量正在改善中，其實質勞動力正在提高中。雖然中國勞動人口正在下降，但中國用提高教育水平來彌補，就可以維持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的高等院校，包括香港各大學在這方面都可以作出貢獻。

林教授：最近習近平主席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以創新來推動經濟，以產業為載體。背後最關鍵的是要因地制宜來發展。中國幅員很大，每個地方的比較優勢並不一樣，地方要按自己的條件來發展合適當地的產業，這些產業就會具備競爭力，就能快速地發展，從而創造就業。

中國中西部的產業多是舊經濟的產業。整體上，中國80%的產業屬第三次工業革命或之前的產業。我們說中國擁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優勢，我們要好好利用香港、深圳等先進經濟在金融配套，物流方面的優勢，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機械人、低空經濟等領域的機遇，提升舊產業的生產力，改善其產品質量，以至協助傳統產業透過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來發展成新產業。

中國政府可以給新企業一些激勵，例如給予若干年的稅務優惠。政府機關則做好基礎設施，產權保障。

林教授：中國確實面對人口老鹷化和出生率低的問題。但我們一早就預測到人口老齡化，中國政府亦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這會令生育率上升。我估計，至2050年 時，中國人口不會跌低過10 億。

中國農民在整體人口的比重會下降，同時釋放更多耕地。伴隨農業人口減少，機械人會代替人力來耕作。事實上，在中國中部地區已經有一些農田，耕作不是靠人手，已是靠機械。我相信，中國仍是可以自給自足主要的農產品，繼續做到糧食安全。